欢迎光临888集团网站

新闻资讯
公共卫生视角下疾病传播对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设计影响初探 石媛 孟建民 邢立华 李兴迪 时代建筑202welcometo欢迎光临888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官网5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5-08-09
  |  
阅读量:
字号:
A+ A- A

  卫生现代性是由美国历史学者罗芙芸(Ruth Rogaski)提出的融合历史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理论,用于理解现代社会中围绕“卫生”和“健康”所形成的一系列知识、制度、权力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复杂现象。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卫生现代性理论揭示了19世纪以来公共卫生危机、现代国家兴起及其治理能力的扩张、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个分析性框架,卫生现代性理论提供了研究非西方、后殖民乃至当代全球卫生议题下本土化的卫生实践、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新视角。本专辑从过程和关系的视角关注空间中的卫生现代性议题:全球知识流动下卫生现代性本土化的空间表征是什么?卫生现代性在空间转译过程中的能动主体是如何实践的?

  迪德姆·埃基奇从卫生学、生理学、民族学的交叉视角,在文化史进程中对“居所即皮肤”的理念进行溯源。这一理念影响了现代主义建筑师看待建筑外壳的方式,将建筑重塑为皮肤的这一幻想促进了智能建筑表皮的发展。石媛、孟建民等以霍乱和肺结核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为线索,探究对疾病传播的恐惧如何影响城市理念、公共卫生政策及城市治理方式,探索现代主义早期的设计师、决策者怎样在科学理性的支撑下通过城市规划设计回应当时的公共卫生理念。关菲凡和彭长歆将视角投向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常被忽视的的地下空间维度,以排水系统为切入点探讨广州传统城市的现代转型,指出这一过程并非西方技术的简单移植,而是基于本土需求与传统既有基础的技术调适,揭示了中国传统城市现代化实践中技术适应的独特张力。王若然、徐苏斌、青木信夫依托中英原始档案互证,聚焦 1860—1937 年间天津公共卫生体系的近代化进程,探究近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公共卫生观念、政策以及实践被引入城市的过程及其影响,为理解中国开埠城市空间近代化转型提供了研究范本。陈永明、黄展章、梁二春指出卫生现代性在跨尺度情境变迁和多元能动主体行为的推动下,通过公共卫生、意识形态、行为规范、公共制度等方面的演化推动了中国城市住宅在空间形态、技术设备、标准体系、具身嵌入等多元维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阐明卫生现代性的本土化发展与中国城市住宅现代化转型间的关联模式。黄钰婷和张晓春的文章梳理了近代上海医院建筑的发展历程,探讨其空间型制的特征,建筑设备与医疗设备的推动作用,及其对现代医疗观念的重构以及市政形象的完善。陆地探讨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上海马桶、管网与卫生间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这些不同尺度的技术物在介入城市不同区域的粪秽处理过程中,反映出近代上海在城市卫生改革上独特的本土经验,为理解技术、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公共卫生是城市规划设计背后重要的推动性力量之一。自19世纪中叶英国发起公共卫生运动以来,西方国家对于疾病传播的关注是城市公共卫生的重要方面。文章以霍乱和肺结核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为线索,探究对疾病传播的恐惧如何影响城市理念、公共卫生政策及城市治理方式,试图厘清现代主义早期的设计师、决策者怎样在科学理性的支撑下通过城市规划设计回应当时的公共卫生理念。文章提供了一个关于城市规划设计的历史观点,展示了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所面临的健康建设问题,这可以为推动当代设计师更加科学地建设健康城市以对抗疾病传播提供参考。

  引文格式:石媛,孟建民,邢立华,等. 公共卫生视角下疾病传播对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设计影响初探. 时代建筑,2025(2):14-21.

  [1]以科学理论、医学理论为基础对抗疾病传播是公共卫生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观念形成与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人类早期公共卫生实践是从饮食、供水、社区居住环境及传染病预防开始的。19世纪中叶,“公共卫生”逐步成为西方国家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建构出来的一项政府职能,即政府运用权力干预疾病传播路径,从而达到预防社会失序的目的。

  但是“公共卫生”这一概念发展至今尚无统一定义。被誉为“美国公共卫生之父”的查尔斯·温斯洛(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教授在1923年提出:“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和提高效益的科学和艺术。”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采纳温斯洛的定义,将“公共卫生”定义为“全部有组织的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延长寿命的举措,旨在为人们提供健康生存条件的活动,关注人群,而非单个患者或单种疾病。”中国科学院唐金陵教授提出的观点更容易让人理解“公共卫生”的宗旨要义:“世界上本没有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因人类病苦而诞生,为所有人健康而立命,在社会危难时刻壮大,这是公共卫生最简明的历史。”公共卫生对于城市至关重要。德国汉堡(Hamburg)与原为普鲁士城市的阿尔托纳(Altona)①这两座毗邻的欧洲城市,在1892年霍乱时期呈现出鲜明的反差——汉堡市笼罩在疾病传播和死亡的阴影下,近17 000人患病,其中8 600人最终因此丧命;阿尔托纳市却鲜有居民受到影响。

  两座城市的边境线仿佛成为一道无形的死亡分界线)。事实上,这一结果源自两座城市的管理者不同的公共卫生理念:汉堡市的参议员们深信疾病是由不洁空气造成的,为了节约成本,将未经过滤的河水用作市民的生活用水;阿尔托纳市则坚持向市民提供经过过滤的水。在这场城市危机中,公共卫生始终沉默不语,人们甚至察觉不到它与城市的关联,但它对城市健康建设的意义却让人无法忽视。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19世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针对传染病的城市空间干预。本文试图从公共卫生视角出发,厘清疾病传播对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思想及实践的影响,由此对城市发展中科学理性的作用与意义有一个全面理解,为未来城市规划设计实践批判地吸收科学知识提供依据,有利于创造更健康的城市。1. 德国汉堡市与普鲁士阿尔托纳市的“边境霍乱”,1892年(红线左侧为阿尔托纳市,右侧为汉堡市;黑色圆点表示感染病例,红色原点表示死亡病例)

  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导致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大量工人拥挤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区域,引发大范围的疾病传播与死亡。灾难性的卫生状况与人们的居住环境密不可分,也与传统的干预方法不再有效有关。伴随着人们对致病原因、疾病传播机制认知的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理念处在动态演变中(图2),并通过公共卫生事件逐步影响现代主义早期的城市理念与规划实践:19世纪中叶的英国霍乱及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肺结核的流行这两大公共卫生事件,促使城市规划开始以下水道系统建设和建筑群落通风采光为切入点进行空间干预,通过城市物质环境建设推动城市发展。

  随着霍乱在欧洲发生,疾病传播理论逐渐从“瘴气理论”(Miasma Theory)演变为“细菌理论”(Germ Theory),这影响了城市下水道的更新建设。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和恶劣的城市环境使得英国在19世纪中叶遭受了霍乱的侵袭,这场城市危机催生了第一次公共卫生运动与“瘴气理论”。根据瘴气理论,带有令人厌恶气味的空气可以导致疾病,

  [4]为了遏制传染病的出现和扩散,就必须采取恰当的措施将市民与散发气味的污物隔离开来。这也成为当时人们对霍乱病因与传播途径的主流观点,虽然有其科学认知的局限性,却启发了当时的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者将大量精力投向对城市下水道这一污水排泄系统的重建,[6]为了加快下水道中的水流速度、减少污水堵塞的发生概率,英国工程师约翰·罗(John Roe)于1842年为伦敦设计了带有工人检修口、剖面呈蛋形的新型下水道,下水道空间变得易于进入和检修(图3)。[7]但是,高昂的建设成本使得大规模下水道工程无法顺利开展。多年后,1858年的“伦敦大臭气”(The Great Stink)②事件引发议会恐慌,工程干预最终成为迫切的政治命令,这不仅推动了下水道工程的启动,也反映了科学知识获得话语权的过程。此外,乔治-欧仁· 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在1853—1870年对巴黎的城市改造也被一部分规划史学者视为现代城市规划的起点,他首创性地提出市政工程,使巴黎市改建具有现代规划的性质(图4、图5)。遗憾的是,奥斯曼早期主持修建的巴黎下水道主要用于排泄雨水,并未考虑污水排放。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等人基于“细菌理论”指出,若放任生活污水排入塞纳河,其中的细菌势必会威胁到市民健康;后期在阿道夫·米勒(Adolphe Mille)的主持下,巴黎市民生活污水的排泄才被完全并入城市下水道系统。这种转变反映了公共卫生治理逻辑由消除瘴气向清除细菌的过渡。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市政工程建设更加关注清理淤堵的高效性,下水道根据其所在区域排污量需求被修建成尺寸各异的截面(图6),除工人检修口外,还设置清沙船、清沙车行驶通道(图7),[8]甚至还考虑到游客参观的功能。[9]这实质上是将健康、公共卫生、现代性的形象以工程化手段进行展示,有助于巩固国家政权在城市空间干预中的合法性。至19世纪晚期,中欧各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相继效仿英、法两国,在城市中修建起完善的下水道系统。由此,可进行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成为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开始转变为一个由水驱动的自清洁系统。[10]3. 英国工程师约翰·罗设计的新型下水道,1842年

  [11]当时人们对肺结核治疗方法的理解促使现代主义早期设计师开始将自然通风、采光这些物理环境因素纳入城市规划构想中。当时,肺结核被认为是一种由潮湿城市环境引发的湿病,病人需要处在相对干燥的环境中才可痊愈。

  1854年,患有肺结核的赫尔曼·布雷默(Hermann Brehmer)在喜马拉雅山疗养并痊愈后,提出阳光和新鲜空气可能有助于治疗肺结核。[13]这些经验促使疗养院空间设计强调通风、日照、开敞阳台及平屋顶。1878年,时任公共医学和职业卫生协会主席的法国建筑师埃米尔·特雷拉 (Emile Trélat) 向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提交了论文——《工人城市,工人住宅》(Cités ouvrières, maisons ouvrières),文中利用结核病统计数据证明改善居住环境可有效降低感染率,[11]倡导为迅速壮大的法国工人阶级提供更好的住房。这一论证强化了将居住空间作为疾病管控手段的合理性。随着“细菌理论”的普及,以及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于1882年发现结核杆菌,人们认识到肺结核由一种小型杆状细菌引起,而阳光可以摧毁这种细菌。[14,1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共卫生话语进一步影响建筑思维。现代主义早期设计师开始从疗养院建筑中提取设计原则,并将其转化为城市尺度的形式操作。为减少拥挤和促进卫生,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城市建筑间距、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的比例,为空气和阳光进入建筑提供条件,同时更多地设计高层建筑以增加城市开放空间。极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设计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于1925年为巴黎市构想的“瓦赞计划”(Plan Voisin, Paris)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方案试图以高层住宅塔楼取代传统街区,使空气与阳光穿透城市组织结构(图8)。虽因过于激进未能落地,却启发了之后的城市规划实践。此外,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也在1933年《雅典》(Athens Charter)中指出:住宅区应占据城市中最佳位置,且所有住宅都应满足最低限度日照量要求。建筑与城市局部区域已被看作一个空气流通的阳光捕获系统。8. 勒·柯布西耶为法国巴黎市设计的“瓦赞计划”,1925年

  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早期的城市规划设计语言并非抽象形式的自主生成,而是深深植根于公共卫生理念的发展。针对疾病传播的科学理论、医学理论持续为城市建设者提供科学理性的支撑,这对现代主义早期的城市理念具有积极影响。从消除瘴气到重建下水道系统,从抵御肺结核到接纳阳光和新鲜空气,设计师不断反思城市居住环境与疾病传播间的关系,并通过在设计中引入科学理念来增强其合理性,以此重塑城市物质环境建设,并改变我们与城市环境的互动方式。

  [16]作为城市政府职责之一的城乡规划正是从这些公共卫生和住房政策发展而来,它与疾病传播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下水道系统建设和对通风采光的接纳,逐渐推动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中功能分区思想的形成和城市街道布局的改变。

  19世纪中叶,霍乱引发社会恐慌并推动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英国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相关法案(图9)。这是多方介入的结果(表1)。这一过程背后的关键推动力量是卫生改革者与既得利益群体之间、英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它强化了科学理性在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888集团官网入口也为之后城市规划法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公共卫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最早提出系统的改革主张,他通过走访工人居住区和收集大量数据,于1842年发表了《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这份报告证明恶劣的卫生条件与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直接相关,建立了“污秽—疾病—社会动荡”的因果链条。由此,科学证据成为推动卫生改革的重要因素,政府介入公共卫生治理也具有了正当性。但是,这份报告倡导的卫生改革计划,使自来水公司、贫民窟领主等既得利益群体蒙受损失,同时也与英国政府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相悖。[17]最终,英国议会直至1848年才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1848),公共卫生开始在国家干预下有组织地制度化,成为政府和精英阶层实施社会管理和重构城市空间的合法工具。该法案尝试鼓励下水道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关注城市过度拥挤和劣质住房问题,但迫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干预的,仅在霍乱较严重的区域强制执行。1875年的新《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1875)则是一部执行力更强的立法,其在全英国范围内强制新建房屋遵循采光、通风、间距等方面的统一要求,并针对城市建筑拥挤度、街道宽度制定最低标准,是公共卫生制度化成熟的标志。同时,该法案还强制全国城市设立地方卫生委员会,为后续城市规划体系提供了制度雏形。之后的1885年《工人阶级住宅法》(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ct1885)、世界第一部城市规划法——1909年《住房与城镇规划诸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 Act1909),以及1919年《住房与城镇规划法》(Housing, Town Planning, &c. Act1919)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以关切公共卫生为名义进行空间调控的城市治理逻辑。比如,1919年法案的出台既回应了工人阶级住房危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也体现了卫生专家与城市规划师试图通过“田园城市”(The Garden City)理念对城市空间进行重组的努力。在埃本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构想中,绿色缓冲地带将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隔离开来,并配备供水系统和城市下水道系统。[18]绿色缓冲地带在这里不仅是景观设计的手段,也是一种通过空间隔离加生控制、降低疾病传播风险的治理工具。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美国于1916年出台的《区划法》(The 1916 Zoning Regulations)。该法案将城市地区划分为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这三类主要功能区,并规定将具有污染性的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隔离开来,以此抵御传染性疾病的冲击。[19]这体现了从公共卫生出发的科学理性与城市空间重组的结合,为现代主义早期的城市规划提供了技术与权力的双重基础。9. 19世纪中叶以来公共卫生立法及城市规划相关立法不完全历史图解

  如前所述,在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卫生逐步从一种私人事务转变为进行城市空间调控的正当化手段。在此基础上,以公共卫生为名义的治理逻辑向街道尺度渗透,各类通过公共卫生实施空间干预的设计规范陆续出现,如“用地红线”“日照间距”等,通过限制建筑物高度、设置建筑退距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的通风与采光,进而阻断流行病的传播路径。这反映出城市对科学证据的理性回应,本质上强化了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私人建筑行为的制度化干预,也为现代主义早期的城市规划实践提供了先验逻辑。以英国为例,19世纪城市中大量工人居住在通风不良的“背靠背”住宅(Back-to-Back Houses),这些住宅通过面临街道或公共庭院的立面进行单侧通风、采光,而封闭性的公共庭院仅通过狭窄通道与外界相连,有些通道宽度甚至不足1m(图10、图11)。霍乱之后,英国议会为使工人住房满足日照和通风要求以避免“瘴气”淤积,借1875年新《公共卫生法案》推出一系列空间干预措施,旨在消除“背靠背”住宅、封闭式院落和断头路。同时,该法案还规定各地为居住区主要街道设置最小宽度要求,将街道改造为地方“法定街道”(bye-law street)(图12、图13),体现出城市对物质环境建设的重视。这种以公共卫生为正当性基础的街道空间治理逻辑并非英国独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制造业、商业的发展,以及移民浪潮使得纽约曼哈顿人口激增,建筑密度也相应提高,许多房屋由于设计不合理而无法为住户提供充足日照和新鲜空气。因此,纽约州于1901年颁布《廉租住房法案》(

  1901),规定建筑高度不得超过其所临街道宽度的1.3倍。[19]这实际上是将街道尺度的空气流通与阳光获取制度化,从而实现对城市街道空间的间接管理。此类控制建筑与城市街道高宽比、道路布局的做法在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设计中随处可见。勒·柯布西耶对此有着深刻洞察,并在其著作《明日之城》(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1987年)中写道:“卫生和道德健康取决于城市的布局。没有卫生和道德健康,社会细胞就会萎缩。[20]”图左:10. 诺丁汉市“背靠背式”住宅总平面图,1845年

  图右:11. 19世纪利物浦市“背靠背式”住宅总平面图(庭院入口宽度仅有6英尺)

  科学理性重构了城市规划的设计逻辑,公共卫生不仅成为了塑造现代城市形态的重要推动力量,更作为治理权力的空间表达深植于城市规划中。以此为基础的治理思路在21世纪的城市空间管理实践中被重新激活。以香港为例,基于密集的城市人口、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特殊地貌,建筑物往往被设计成高层建筑,这种高密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如何有效应对人口增长的丰富经验,而非严格的科学理论。尽管高层建筑可以提供更多居住空间,却也会导致过度拥挤、通风不良和日照不足的问题。2003年香港社区爆发非典型肺炎(SARS),在两个月内造成1 500人染病,300人死亡。

  [21]同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全城清洁策划小组,并于8月发布《全城清洁策划小组报告——改善香港环境卫生设施》,强调在城市设计中引入通风廊并针对大型规划、发展计划开展空气流通评估。

  [22]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又陆续开展《空气流通评估方法——可行性研究》《可持续公屋建设的微气候研究》等顾问项目,且研究成果被《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采纳,提出建立城市通风廊、借助开敞绿化空间提高城市通风程度、建筑裙房后退等设计措施(图14~图16)。[23,24]这一系列举措重塑了当代设计师对城市空气流通的认识,由此开始将科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实践。香港旧启德机场的发展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典型项目,该项目在设计前期借助风洞实验对项目地块进行空气流通研究(图17、图18),同时还根据启德发展区的拟建建筑布局,对三种不同概念方案下的风环境特征进行模拟和对比分析(图19),研究结果为初步发展大纲草图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既使得盛行的东南风可以沿着街道流经整个区域,也使得场地风速比获得整体提升(图20、图21)。这种根据疾病防控理论制定空间干预策略的做法,是现代主义早期城市通风、采光理念的回归与进一步深化,再次反映了专家话语和科学证据的制度化。14. 主、次通风廊及风道示意图

  [25]这类思路试图通过在城市中规划通风廊,减轻城市热岛效应对市民热舒适和健康造成的影响,使得新加坡成为了一个将市民健康、城市气候调节和空间治理相融合的代表性城市。这些城市规划实践表明,尽管健康问题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以公共卫生为名实施城市空间干预的治理逻辑依然适用。

  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设计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产生了关于城市空间干预的新认知。设计师试图基于科学知识对城市物质环境建设进行调控,其本质是通过减少病原体接触机会来控制疾病传播,以建立起一种以市民健康为导向、具有普适性的设计新范式。尽管“健康城市”理念直到1984年才被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26]但现代主义早期的设计实践已展现出借助科学理性的规划手段降低疾病传播风险的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该理念的早期发展。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各领域基本问题是现代主义早期的哲学基础之一。然而,“科学是理性的,但理性的到来非常缓慢”,

  且城市发展具有滞后性,无法实时地将科学知识应用于设计实践。尽管如此,现代主义早期设计师始终在努力追赶公共卫生科学理念的脚步,逐步将城市规划带入科学理性的发展阶段。3.1 机械式思维向复杂系统理论转变

  其本质是资源配置,具有多维度、高复杂性的特点。但在现代主义早期,基于传染性疾病预防的物质环境建设被单独研究,之后与城市其他部分组装起来,形成对城市规划的理解(图22)。这种机械式思维延续至今,虽然在初期促成了城市规划的科学化转型,却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系统问题。22. 经验主义、科学理性相互作用下的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思维

  SARS和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所带来的空间治理挑战,难免让人联想到现代主义早期面对霍乱和肺结核做出的城市规划回应。彼时,城市抵御疾病传播的要依赖对物质环境的重塑,着重从城市基础设施、空间形态调控入手,降低市民接触传染源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单一维度的治理思路已经到达了极限。自“健康城市”理念提出以来,城市规划界主要关注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抵御,城市抵御疾病传播甚至被看作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新兴研究领域。

  [30,31]这表明健康城市领域的传统研究体系在面对复杂系统问题时是失效的。同时,相较于现代主义早期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为目标的统一行动,当下学术界针对城市空间要素与疾病传播机制的理解分歧明显,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例如,Coco Yin Tung Kwok等人基于香港人口普查与建筑高度数据,指出在控制疾病传播方面建筑高度与密度比社会人口特征更重要,且高层建筑密集的地区具有更高患病率;

  而Shima Hamidi等人则认为城市高密度发展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是对疾病蔓延的反击。[33]这种结论分化现象的背后,正是当代城市规划设计在抵抗疾病传播方面长期依赖机械式的线性或单一维度研究路径,缺乏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成体系的城市治理框架的表现。为了能够以综合视角应对健康城市复杂情景,当下需要立足于对城市复杂系统特性的深入认知,从避免片段化趋势、拓展学科交叉视野、增强研究方法对复杂系统的适配性、推动研究工具更新等方面入手,建立起适应当代需求的新型健康城市体系。[34]3.2 科学理性的偶然性

  [35]这一观点直至1892年才获得公众认可,它表明“瘴气理论”建立在错误因果关系上。“瘴气理论”发端于观察者的感官经验,其本质是环境决定论,虽被证明并不科学,却促使政府和设计师意识到恶劣居住环境会导致疾病传播,进而引发对于污物清理的关注。1866年,当霍乱最后一次侵袭伦敦时,感染病例均出现在下水道管网尚未建成区域;而当全部工程竣工后,霍乱、伤寒等传染病再未出现在伦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科学的“瘴气理论”促成了科学的解决方案。同样,肺结核肆虐又使现代主义早期设计师试图基于科学理性探索新的设计策略,他们所依据的治疗方法实际是建立在以经验为基础的解释之上,却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设计范式。在当代城市规划实践与健康城市体系构建中,我们是否也应当反思这种偶然性的意义?4 结语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城市规划与健康城市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城市规划设计在抵抗疾病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重新获得关注,当下城市规划设计与公共卫生再次耦合,其面临的问题是多样的。现代主义早期设计师通过城市规划设计改善城市物质环境,对疾病传播预防做出一定回应,尽管当时的科学、医学认知有其无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为健康城市理念早期发展提供了科学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系统,因此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一定缓慢性和滞后性。但缓慢和滞后并不能磨灭科学理性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意义,如何使科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规划设计的相关思考需要重新被纳入健康城市视野。与早期现代主义相隔百年,当前健康城市营建中仍缺少在疾病传播控制与城市规划设计间建立联系的有效途径;同时,对于科学理性介入城市规划设计呈现出一种疏离姿态,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对科学决策的认知不够清晰,这些都亟须重新思辨。本文谨以公共卫生危机为切入点,经由现代主义早期城市规划设计探究健康城市在萌芽阶段的内容与特点。未来健康城市建设还需要在复杂系统理论的基础上考虑多维度因素,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在改善公共卫生方面的潜力。

  ② 英国《公共卫生法案》实行后,伦敦市原有旱厕被集中到泰晤士河,受此影响,泰晤士河于1858年夏爆发恶臭,严重影响伦敦市民生活,英国议会工作人员甚至因此无法正常办公,这一事件被称为“伦敦大恶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