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收益专题研究:2026年一季度债券行情回顾-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信用利差普遍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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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龙美味(09985.HK) 海外公司财报点评:2025年蔬菜制品延续高增速,降本提效有效对冲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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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黄金(00340.HK) 财报点评:金矿量价齐升,25归母净利大幅增长293%
盛新锂能(002240.SZ) 财报点评:锂业务迎量价齐升,木绒矿大规模建设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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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W(03690.HK) 海外公司财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2026年盈利有望筑底回暖
区域经济研究:区域经济研究报告-“十五五”时期深圳加快建设产业金融中心的路径研究
输入型通胀表现为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向国内终端消费品传导的成本压力,在指标上体现为CPI与PPIRM定基指数比值持续下行。2012年以来,国内经历了两轮典型周期:2016年2月至2018年11月、2020年5月至2022年6月,均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高度同步。2026年3月布伦特原油突破100美元/桶,国内再度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回顾两轮周期,尽管货币政策基调截然不同(第一轮加息、第二轮降息),但资金面均随实际经济增速先升后落——经济上行期收紧、下行期放松,表明资金需求变化对资金面的影响权重大于央行主动调节。
基于生产法测算,1-2月月度GDP同比达5.2%,3月高频经济指数表现亮眼,预计一季度GDP有望超过5.0%。但结构问题突出:服务业增速明显偏低,而工业生产主要靠外需支撑,内需不足仍是经济循环的主要堵点。企业融资表现强劲,但居民部门仍处于主动去杠杆状态,居民融资持续偏弱,表明内生需求企稳基础尚不牢固。高技术产业增速显著高于过去两年,但制造业升级与AI发展难以吸纳更多就业,失业率仍处较高水平。
建筑业就业下降是失业率中枢抬升的关键因素,阶段性提高基建投资是当前稳就业的重要方式。去年12月基建投资同比-15.2%,今年开年大幅跃升至9.8%,结合就业压力,基建投资的政策作用更多是稳就业而非稳增长。二季度建筑业GDP基数明显偏低,若稳就业政策延续,仅建筑业一项即可拉高GDP约0.4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叠加工业和服务业修复,二季度GDP同比有望超过甚至明显超过5%。因此,二季度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压力。
3月制造业景气度环比显著回升,来到近一年来的高点,一方面有季节性影响,另一方面两会后经济延续回暖态势。供需压力边际缓解,产需差显著缩小。其中需求端的出口指标大幅回升,新出口订单上行4.1个百分点至49.1,预计3月出口数据维持一定韧性。
受大宗商品涨价影响,价格指标显著回暖。购进价和出厂价分别上行9.1个百分点和4.8个百分点来到63.9和55.4,均接近四年来的高点。结合表现较为强劲的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预计PPI将在3月同比转正,环比或达到0.6%。
总体来看,制造业PMI的回暖基本符合制造业大月的预期,结合1-2月超预期的经济数据,预计一季度GDP增速将超过5%,实现“开门红”。
行情回顾:3月多数债券品种收益率下行;利率债方面,除了5年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其余品种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下行;信用债方面,所有信用债品种收益率下行,长期限品种信用利差收窄更为显著;违约方面,3月违约金额继续下降;
国内基本面:基于生产法测算的1-2月GDP同比增速达到5.2%,较去年12月进一步回升0.5个百分点,表明开年经济增长动能仍在持续改善。我们预计2026年一季度GDP增速约为5.0%,较2025年四季度上升0.5个百分点,全年GDP增速约为4.7%,略低于2025年。高频跟踪来看,3月中国高频经济活动指数明显抬升,平均表现强于历史平均水平,指向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表现强劲;通胀方面,高频数据显示3月CPI同比回落,PPI同比继续回升;
货币政策:央行将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平衡好短期与长期、支持实体与金融体系健康性、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
热点追踪:2035年经济目标决定了我们的实际增长层面不会有过多弹性,因此物价的变化是2026年资产走势的核心焦点;
大势研判:预计债市迎来调整。开年以来经济持续向好,货币政策大幅放松必要性下降;当前利率绝对水平较低,央行买债规模缩减;中东地缘冲突升级背景下原油暴涨,国内通胀风险上升;
震荡上行仍是基准假设,转债估值剧烈压缩或告段落,双高转债受风偏变化波动大,小盘逆风+地缘事件冲击或带来较好建仓机会: 3月各类资产均受美伊局势扰动,随着油价高位时长增加,美联储降息预期下调,市场从定价价格“胀”逐步转向定价增长“滞”,全球经历降杠杆行情,各类资产普跌;市场风偏下移及年报季将近,小盘股迅速大幅调整,而业绩较好且可能受益于能源危机的储能、电力等板块上涨;展望后市,由于本轮危机中国内供应链安全优势凸显,且年初以来PPI上行、出口数据强劲,显示经济有上行迹象,我们认为震荡上行仍是今年股市的基准假设;在大盘指数高点回撤近10%的情况下,当前或是较好加仓点; 转债在本轮固收+赎回潮中显现出较强韧性,溢价率压缩幅度和时长均相对有限,甚至在部分权益大幅下跌的时段上涨,背后一方面是此次下跌前不少资金已获利了结降仓,不少产品转债仓位不高,另一方面是固定收益投资者对增厚收益的强烈诉求下,“抄底”资金充裕;我们认为赎回导致的转债估值剧烈压缩已暂告段落,但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导致风偏变化,双高转债波动率延续高位夏普不佳,且进入上市公司财报季,基本面支撑较弱的小微盘股往往存在持续调整压力,市场风格偏大盘与转债适配度较低,上半月转债市场或仍以个券层面机会为主,且对交易要求较高;同时,小盘逆风+地缘事件带来年内较好布局机会,下半月可结合个券条款情况逐步加仓,方向考虑: •AI主线关注半导体设备(回调幅度可观,后续存储扩产、国产化加速有望催化板块估值扩张)、算力租赁(AI Agent普及带动Token消耗指数级增长,国内算力紧缺,海外云厂商提价)、具身智能(机器人协同力和控制力增强,行业产业化加速)及自动驾驶(中美法规政策及产业链均有积极进展);双高的燃气轮机、液冷等可待大股东减持/市场回调导致转债估值明显压缩时,再予增配; •美伊冲突导致部分资源品供给受限,关注聚酯产业链(行业反内卷初见成效产品价格企稳回升)、工程机械(欧美及亚非拉地区需求旺盛,国内主机厂市占率提升)、煤炭等资源品及矿山服务(商品价格上涨矿企盈利空间扩大,警惕相关标的估值溢价压缩);此外美伊冲突加深能源安全重要性,关注储能产业链(北美数据中心驱动海外储能高回报率,国内产业链排产持续增长,电池材料涨价频现); •此外可关注创新药产业链(2026年1月BD活跃且向早期研发转移,里程碑和首付款推动药企BD与利润双击,资金支持研发意愿提升)、两轮车(25Q1以旧换新高基数,新国标车型升级购车意愿有望回暖,缺油推动出海提速,26Q1或为业绩低点); •本轮固收+赎回后高评级相对低价的底仓品种绝对价格已具备一定配置价值,可关注前期调整较多的银行(年度分红在即,大行股息率普遍5%+)、电力(煤电标杆价格企稳,算电协同提升发电资产营利性)等防御板块。
固定收益专题研究:2026年一季度债券行情回顾-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信用利差普遍收窄
估值曲线年一季度债市收益率先下后上,多数期限国债收益率普遍下行,超长端国债收益率有所上行;信用利差方面,各期限、各评级信用债利差普遍有所收窄。
先跌后修复再回调:1月初元旦假期后权益市场大涨叠加债基赎回传言,债市情绪承压,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行至1.90%上方;1月上旬至春节假期前,权益降温措施出台叠加央行结构性降息落地,债市修复,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至1.79%下方;春节假期后资金利率边际抬升、A股走强,10年期国债重回1.80%上方;2月末至3月初美伊军事打击引发避险情绪,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至1.78%以下;3月初至3月末美伊冲突焦灼推升油价,输入性通胀预期下长端国债走弱,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1.82%左右,资金面宽松带动短端震荡下行,收益率曲线呈陡峭化特征。
中债市场隐含评级下调风险小幅上升:2026年一季度,中债市场隐含评级下调的信用债金额为1940亿,下调金额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上升。上调方面,2026年一季度中债市场隐含评级上调的总金额为231亿,上调金额明显低于去年同期。
违约风险继续下降:2026年一季度暂无新增首次违约发行人。按照广义违约口径(包括展期、交叉违约及技术性违约等)来看,违约金额11亿,违约率0.002%,年化违约率较前几年明显下降。
回收率依然偏低:2026年一季度,违约债券共回收了本金107.0亿。2014年至今,违约债券共兑付本金1447亿,逾期本金的兑付率为13.7%。
风险提示:本报告为历史分析报告,不构成任何对市场走势的判断或建议,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报告末页“相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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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研究:区域经济研究报告-“十五五”时期深圳加快建设产业金融中心的路径研究
“十五五”时期是深圳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关键五年,也是深圳产业金融中心建设走向实践突破的重要阶段。进入“十五五”时期,深圳迎来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产业金融中心的建设将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深圳市委《关于制定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金融领域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并将其与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消费中心、物流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并列,共同构成深圳未来五年全力打造的“五个中心”。这一战略定位不仅契合国家金融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方向,也体现了深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自身发展路径的深刻思考。
产业金融作为连接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纽带,已成为推动国家和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其产业金融支持模式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德国的金融体系以混业经营为特点,形成了以全能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支持模式;日本是典型的社团市场经济国家,其产业金融体系以“主银行制”为核心,强调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形成了内部融资为主、外部融资为辅的关系型金融支持模式;韩国则是政府主导型金融支持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产业金融体系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前深圳在产业基础、创新生态、金融体系、政策环境等方面有着诸多优势。近年来,深圳已构建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实体经济根基。上述产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催生大量高成长性企业,也为金融资本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标的和多元化的产融合作场景,极大地拓展了深圳产业金融的服务边界与创新空间。但与此同时,深圳建设产业金融中心仍面临一些挑战,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结构有待优化,直接融资占比仍需提升;二是产融对接机制不畅,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三是专业服务能力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四是跨境金融协同受限,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五是风险防控压力加大,监管适应性仍需增强。
深圳应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核心使命,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产融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走出一条富有深圳特色、体现先行示范的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具体对策建议包括:首先,打造专业化产融对接平台,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其次,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畅通资本供给渠道;第三,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服务科技创新能力;第四,推动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构建全链条、数智化、融合型服务体系;第五,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最后,深化区域协同与对外开放,提升全球影响力。
风险提示:国际地缘冲突局势不明,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政策调整滞后,政策落地实施未达预期。
新加坡、迪拜和中国香港是全球领先的自由贸易区(自贸港),其发展经验可以作为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的借鉴。新加坡的金融开放主要经历了发展离岸市场、放松机构限制、放开外汇管制等过程。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建立发展了离岸外汇市场,对非居民取消外币利息税,允许银行以优惠的税制经营亚洲货币单位(ACU)业务,直至1968年建立了亚洲美元市场。此后,新加坡逐渐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1973年单独设立离岸执照颁给外国银行,鼓励境外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离岸交易;20世纪80年代末放宽外商拥有新加坡本地经纪商股权的最高限额,以及外资持有当地银行股权的份额限制,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区域运行总部。在法治与营商环境建设方面,新加坡通过《自由贸易区法》《自由贸易区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范,为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主体提供法治保障。
迪拜通过设置专门区域、对接国际规则、发展资本市场、结合自身产业等促进金融开放。1985年,迪拜政府设立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提供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国际企业和金融机构入驻。2004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成立,采用普通法体系、允许100%外资、拥有独立监管机制,吸引银行、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家族财富办公室、对冲基金、金融科技企业等机构入驻。2005年,迪拜政府创立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专注于国际市场,提供股票和指数产品的交易。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阿联酋通过联邦法令为建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金融自由区提供上位法的支持和保障。同时,迪拜将金融开放与自身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传统航运业提质升级,发展旅游业和会展业。
中国香港的金融开放经历了从金融市场到金融机构的逐步开放。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一些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香港开启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1973年,香港取消外汇管制措施,实现资本自由流动。1974年香港开放黄金市场,放开黄金进出口限制。1978年3月香港重新开放银行牌照,吸引国际银行进驻。1982年香港取消外币存款15%利息税,进一步增强香港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1993年外汇基金管理局与银行业监理处合并形成香港金融管理局,为更高效地推行金融开放的监管政策创造了条件。在离岸人民币交易方面,2004年香港开启人民币离岸业务。2014年沪港通正式启动,2016年深港通正式启动,2017年债券通“北向通”正式上线。这些都助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为香港金融开放提供了强大助力。
金融开放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领域。《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落实金融业扩大开放政策等。新加坡、迪拜、中国香港金融开放的历程和经验可以作为海南建设自贸港的有益借鉴:一是立足本地优势推动金融开放,二是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落地,三是发展离岸外汇交易,四是营造公平透明的法治与营商环境。
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是亚太地区高层级、宽领域、高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APEC成立以来,特别是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固定机制之后,在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在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举办APEC会议,在推动区域发展的同时也在多个领域促进举办城市的发展:
一是增强举办城市的全球影响力。在APEC会议期间,全球主流媒体对举办城市的持续报道,可以有效提升举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刷新全球对会议举办城市的认知。曾举办过APEC会议的泰国曼谷、秘鲁利马、美国旧金山等城市的影响力在举办会议后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二是扩大人员往来,提升联通能力。伴随着APEC会议的举办,相关商务、旅游等活动的需求提升,众多企业、个人进入举办地洽谈业务、观光游览。2022年举办APEC会议的泰国曼谷,外国游客人数在举办会议当年大幅增长,也提高了与旅游相关的酒店平均价格。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经济体在举办APEC会议期间的入境人数出现大幅提升。
三是助推资金与贸易流动。APEC不仅是政府间的交流合作,也是商贸发展的抓手,对于举办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作为2001年APEC会议的举办地,上海举办当年吸引外资出现大幅提升。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APEC经济体在举办会议后,助推了吸引外资。
四是推动绿色发展与环境改善。绿色发展是APEC会议的重点倡导领域。APEC会议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成员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北京为保障APEC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在全市及周边地区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环境保障措施。在2014年举办APEC会议期间,北京环境质量大幅改善,形成了“APEC蓝”。
五是提升举办地投资水平。由于需要接待更多的团体及客人,举办APEC对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中,举办APEC促进了一些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及治理体系的完善。上海在筹备APEC期间,建设升级了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科技馆、上海国际新闻中心、上海国际博览中心等场馆;北京在筹备APEC期间建设发展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建设了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等。这些措施对举办城市增加投资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六是促进营商环境的提升。APEC会议在人类进步、经济发展、贸易互联互通、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的倡议对举办地的营商环境改善发挥着积极作用。菲律宾、越南、秘鲁等亚太地区经济体,在举办APEC会议后,营商环境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深圳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城市,发布了《深圳市抢抓APEC机遇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推进营商环境建设。
纵观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政策的发展脉络,“政策引领-法律授权-地方立法-操作细则”的路径是海南法治化重构的核心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1)政策引领:国家发布《总体方案》和《意见》,设定战略方向和早期试点目标。(2)法律授权:全国人大颁布《自贸港法》,解决行政改革的合法性来源,授予地方立法变通权。(3)地方立法:海南省人大利用授权,通过《外商投资条例》等将政策红利沉淀为稳定的法律预期。(4)操作细则:部委和地方政府发布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业务管理办法》、《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等,提供“手把手”的执行标准。
EF账户体系的建立是金融开放的基础设施升级,EF账户遵循“一线放开、二线异名划转按照跨境管理、同名账户跨二线有限渗透”原则,极大地提高了跨境资金流动的效率和便利性。从金融学视角看,这一制度创新破解了跨境资本流动的“二元悖论”,既保障了资本自由便利,又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守住了金融安全底线。海南金融机构依托EF账户体系,持续打通跨境资金流动堵点,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结算服务。截至2025年10月末,已有11家银行上线EF账户,共开立EF账户729个,发生业务量2900多亿元,开户数和业务量均较2024年增长3倍以上。辖内境外贷款余额1544.28亿元,同比增长248.53%,比2020年末增长367.13%,海南境外贷款余额规模从全国第10位上升至第4位。尽管如此,EF账户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1)“注册满6个月”硬门槛与“优质企业等不及”的矛盾;(2)“二线管住”额度限制制约资金池效能;(3)基础设施与产品存在跨境清算不通、产品适配不足的问题;(4)反洗钱主体复杂,审核标准“外严内松”;(5)政策红利转化不足。建议:(1)推出EF账户“推荐函”加速机制;(2)出台基于EF账户的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专项政策突破额度限制;(3)推动EF账户与RCEP成员国清算系统直连,按成员国产业特点定制金融产品;(4)应用大数据、AI模型等技术提升反洗钱监测准确性与效率;(5)将离岸金融业态明确纳入海南自贸港15%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对离岸金融业务收入免征增值税等。
海南自贸港金融开放的业务创新主要包括QFLP、QDLP和跨境资产管理试点等。海南自贸港的QFLP有“免联审”、负面清单管理、登记注册门槛低、内外资企业要求无差别、优惠政策多等优势;QDLP有投资范围广、投资额度更灵活、审批效率高等优势;跨境资产管理试点则具有开放模式创新、投资者分层管理、产品供给丰富、资金信息双闭环管理等特点。海南自贸港QFLP、QDLP发展过程中主要有金融业态集聚度与国际化水平不足、审批流程与试点范围仍有简化与扩大的空间、离岸金融立法滞后、专业服务生态与风险防控能力滞后等问题。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则处于“有框架、缺生态”的起步培育期,存在产品供给单一、投资者认知度不足等问题。建议:(1)吸引功能性总部机构,深化QFLP/QDLP试点,拓展外资银行与港资保险布局;(2)培育特色产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SPV融资租赁和跨境资产管理机构;(3)深化产品服务创新和“监管沙盒”机制创新,探索跨境金融规则衔接;(4)充分运用中央赋予海南自贸港的立法权,为新机构引入与新机制创新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