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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刊》 刘佳等: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仿真与情景模拟研究
发布时间:202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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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推动我国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增长极和战略空间。随着海洋强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海洋治理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深海经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等加速布局,我国海洋旅游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从滨海海岸、近海海域到深海远洋的空间扩展格局。旅游形式由“观光看海”向“立体玩海”转变,开发了游艇体验、邮轮度假、尾波冲浪、潜水和休闲海钓等多元产品,并成功塑造了平潭“蓝眼泪”、阿那亚“海边乌托邦”、北海“玻璃海”等网红旅游目的地,形成了“碧海银滩、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高品质亲海空间,现代海洋旅游新格局在开放融合的产品服务供给、陆海统筹的产业体系支撑以及人海和谐理念引领下加速形成。据统计,我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自1997年的419.75亿元上升到2022年的1万亿元,占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4.4%跃升至44.9%,海洋旅游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民生福祉、扩大内需市场潜力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海洋旅游是依托立体海洋空间开展的综合性旅游活动,涵盖滨海、海岛、海上、海底和远洋等多个空间范畴[3]。国外研究多聚焦海滩[4]、海岛[5]、海岸带[6]等微观地理单元,以及邮轮[7]、观鲸[8]、冲浪[9]等细分市场与业态类型。然而,现有文献缺乏系统性理论框架,尤其是自上而下构建海洋旅游发展的宏观政策导向研究较为薄弱。国内研究立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关注海洋旅游资源[10-11]、产品[12]、市场[13]等开发视角,环境承载[14]、可持续[15]、品牌建设[16]和安全风险防范[17]等管理视角,产业集聚[18]、跨界融合[19]和效率提升[20]等产业视角,以及目的地空间生产[21-22]、渔港城镇空间重构[23]、旅游与海洋主权实践[24]等社会建构视角,为理解海洋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提供了跨学科视角和研究思路。当前,既有研究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领域有了初步探索,但其多从单一视角对海洋旅游的典型事实与理论洞察展开分析,例如临海区位与社会发展、自然生态等复合系统的交互关系[25],或滨海城市[48]、无居民海岛[49]、海洋公园[50]的旅游开发利用适宜性评价与开发模式等,缺乏系统地辨析陆域-流域-海域多层次的跨系统性影响与协调机制,静态思维和模型难以捕捉其动态发展的复杂规律。此外,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多个系统要素动态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结果。尽管系统动力学被广泛应用于模拟非线性、高阶层、反馈与时变系统[26],解决资源约束下旅游发展的增长极限问题[27],但旅游产业的市场驱动机制[28]、环境承载能力与系统韧性调控[29]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要素反馈和非线性关系研究仍显薄弱。基于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仍存在以下拓展空间。一是在理论建构方面,海洋情境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系统认知,其内涵特征、维度构成、系统结构及其互动机制等仍缺乏学理层面的系统性解析。二是在机制解析方面,既有研究对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内部多元要素的动态联系及其非线性反馈结构关注不足,这些多维度复杂要素的相互作用,持续影响着旅游系统的组织结构,进而决定了海洋旅游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格局。三是在发展路径方面,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区位条件的海洋旅游目的地,如何构建具有区域适配性的差异化发展范式,仍需进行理论层面的模式创新与关键路径的探索。因此,深入研究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关系、反馈机制及其相互作用,探索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对推动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 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结构、要素关系与反馈回路构建1.1 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与系统结构分析

  后结构主义突破了传统旅游系统理论在静态结构预设、中心化权力逻辑与线性因果解释方面的局限,将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秩序观转向关系建构主义的动态分析[30],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内涵、构成要素、系统结构及其互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启示。在后结构主义视角下,旅游系统的本体论强调动态性、非中心化与多重互动关系。在海洋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陆海交汇与立体化海洋空间呈现出多元异质性复杂特征,使其成为一个动态开放、自组织能力强且充满创新潜力的旅游空间。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还要求有效统筹陆域与海洋、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等多重矛盾关系。因此,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要素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复杂,功能也更加多样,其内部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尤为复杂且具有动态性。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旅游系统可视为符号与意义生产、权力关系博弈、主体实践互动、反思性修正四维交织的动态网络[32]。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文提炼出与后结构主义核心维度相对应的4大要素体系(表1),共同构成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系统(图1)。具体而言,内源性经济要素作为资本符号化与权力博弈实践的产物,通过游客消费实践、产业要素集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互相作用,成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力;约束性环境要素则是在多方主体的反思性互动中建构而成,界定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边界条件;基底性资源要素作为符号建构与地方认同的物质载体,构成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支撑;而建构性社会要素则是权力关系系统与主体实践互动的场域,承担着系统内多元主体利益协调与生成实践情境的功能。这一要素体系的构建为后文的系统情景模拟与仿真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后结构主义认为,旅游系统的要素互动关系始终处在不断生成和变化的过程中,呈现去中心化的多重关联、意义生产的互动扩展以及对抗性张力并存的动态特征[33]。基于此,本文聚焦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异质要素的能动实践与多元复杂的矛盾张力,旨在揭示该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因果循环与反馈关系。研究采用可视化图示方法,通过数据分析确定二阶要素之间关系的箭头方向和符号,将编码结果转化为递归关系结构网络,从而构建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内要素关系的循环回路图(图2)。

  1)海洋旅游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的反馈结构。首先,精益化供给创造需求回路。海洋旅游的供给端通过资源的差异化开发,不断激发新的市场需求。海岸地貌、岛屿礁石、基岩险滩、延绵沙滩等非惯常海洋环境作为关键旅游吸引物,通过规划引领和政策推动,转化为特色化、精益化海洋旅游产品,如滨海度假、邮轮游艇、海上运动等,内容与场景的持续创新激发了游客对海洋旅游的新需求。其次,亲海性需求牵引供给回路。伴随旅游生活化趋势,海边露营、休闲海钓、海洋研学等逐渐成为主流消费模式,促使海洋旅游业态向更高品质、时尚化、审美化和体验化方向发展,其既加速了海洋旅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也促使传统陆海空间利用模式与空间格局重构,形成了供给有品质、需求有活力的海洋旅游高质量供需体系。

  2)海洋旅游产品附加值锁定与突破的反馈结构。首先,海洋旅游产品低附加值锁定的负反馈路径。由于在初期开发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性,且市场准入门槛较低、产权不明晰及价格恶性竞争等因素,海洋旅游产品往往陷入低附加值的锁定效应,这类负反馈路径可能抑制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动力,从而阻碍高质量发展。其次,技术革新与品牌溢价的正反馈路径。随着技术革新与品牌建设的推进,海洋旅游产品逐渐摆脱了资源依赖型的低附加值锁定,价值显著提升。例如邮轮、游艇、海洋牧场等新兴业态依托深远海空间拓展的平台支点,通过技术引领与品牌溢价,向游客提供更加多元化和高端化的体验,实现了传统海洋旅游的要素重组和价值链重组。这一正反馈路径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创新动力,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海洋旅游产业集聚与空间扩散的反馈结构。首先,海洋旅游具有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尤其在依托陆海交互的沿海轴带,海滨度假酒店、景区等遵循节点-片区-链轴-集群发展规律,实现区域间的互动与资源共享,不断吸引投资与要素流动,形成以沿海轴带延展、向海岸腹地辐射的产业集群效应[33],由此形成海洋旅游产业集聚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向心力反馈回路。其次,海洋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流动性和供需的时空错位特征[34],尤其在旅游旺季,游客激增容易导致局部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压力增大,产生生态环境负荷超载的风险,由此形成海洋旅游产业集聚与恶性竞争的离心力反馈回路,可能导致海洋旅游产业空间组织功能异化,阻碍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1)海洋旅游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反馈结构。近岸海域在旅游旺季常常受到人为扰动,长期处于临界超载或严重超载状态。与此同时,海滩垃圾、浒苔灾害、海岸侵蚀、珊瑚礁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些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的景观品质与结构功能,进而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与保护构成了威胁。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生态监测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为海洋旅游可持续管理提供了新手段。这些技术不仅助力海洋环境监测与污染治理,还推动了滨海生态旅游廊道、零碳海岛、海洋生态保护区等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应用,从而有效突破了传统的陆海分割治理模式,系统性重构人海关系。

  2)旅游介入下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反馈结构。海洋不仅为旅游者提供了非惯常亲海体验的资源基础和前提,更是与人类活动深度嵌合、相互塑造的能动性存在。海洋旅游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生。通过海洋旅游,游客能够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疗愈体验和自然联结感性体验。这种亲海体验不仅仅是视觉或感官层面的享受,更是对海洋生态系统深层认知的全面理解。旅游者通过参与其中,逐渐形成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尊重和保护意识,从而在行为上做出更负责任的选择。同时,在居民的参与和社区作用下,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认知框架也得到了重塑。因此,海洋旅游不仅是推动负责任消费与生态保护的有效途径,也是深化公众环保意识、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念的重要平台。

  1)海洋旅游资源诅咒陷阱与破解回路。传统海洋旅游产业的发展与资源存在非线性错位关系,特别是在旅游资源报酬递增的正反馈作用下,易形成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最终陷入旅游资源诅咒效应。为破解这一困境,产业与空间要素重组机制至关重要。从依赖式开发向共生式协同转变,通过渔旅、体旅、康旅等产业融合和跨界重组,能够有效利用资源杠杆逻辑,激活多重制度逻辑与技术创新的赋能作用。此过程不仅重构了人类和海洋的关系,还推动了海洋旅游资源价值的再造与再生产。

  2)海洋旅游资源使用与非使用价值转化回路。海洋旅游资源的价值转化已超越传统开发-保护二元对立框架,强调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机制实现资源的多维价值转换。非使用价值的嵌入有助于形成资源增值-收益反哺-生态再生的正向循环和良性反馈。例如零碳海岛作为蓝碳汇量的重要载体,其碳汇价值经国际认证可转化为可交易资产,并通过建立基于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一步推动绿色旅游发展。

  1)多元主体共治的补偿性受益反馈回路。该过程不仅受限于显性环境要素,更深刻嵌入地方政府发展主义导向、资本空间生产逻辑以及沿海社区生存伦理构成的张力结构中。在陆海统筹背景下,我国海洋旅游发展涉及多个部门与区域的协同合作,然而这一过程常常受到生态保护红线、海上通航秩序、海域权属等多重制度逻辑制约。此外,因新兴海洋旅游业态缺乏上位规划及相关规范指导,其发展面临着规范化与规模化推进的挑战。通过明确海洋旅游在陆海统筹中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可建立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与区域协同的统筹机制,推动跨区域与跨部门的合作。这种机制通过制度创新与社区赋权,激发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形成跨尺度、跨主体的多元动态治理体系,从而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2)社会资本的耦合共轭反馈回路。海洋旅游为海岛、渔村及沿海社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可持续生计机会,特别是在血缘、地缘与业缘的强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将渔业生产惯习转化为赶海体验、渔家体验等文化旅游产品,以及将渔谚、祭海仪式、渔家号子等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地方文化实践载体,海洋旅游推动了海洋文化资源的有效挖掘和保护。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信任网络、新型生计规则与文化资本转化的互动共演,不仅增强了社区参与和文化认同,也推动了海洋旅游的文化可持续性与社会稳定性。

  [35],如果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有n个要素,任意要素用Xi(i=1, 2, …,n)来表示,那么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用微分方程组来表示:

  Qi为Xi的某种量度,它的改变量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中任何要素的状态变化

  Q1,Q2, …,Qn)性状的改变又引起所有其他元素性状的变化,因而,这些系统要素间得以相互作用。

  ,在数据稀缺的情况下,其提供了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的定量建模替代方案[36]。基于此,本文构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具体步骤如下。1)明确系统边界。选取我国11个沿海省区市作为研究样本单元,以2011—2022年各省市历史统计数据为基础,确定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的时间边界为2011—2035年。其中,2011—2022年为历史数据,用于参数校准和模型验证;2025—2035年为模型仿线)模型基本假设。暂不考虑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跨地域流动特征,而聚焦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和反馈机制,通过观察本地资源、环境与海洋旅游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其对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同时,高质量发展是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下循环累积与迭代升级的过程,因此,模型中各要素的变化趋势是渐进的,不会发生突发性的非预期性变动。

  3)系统存量流量图构建。在深入开展文献分析、专家访谈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遵循数据代表性、可获取性和完整性等原则,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要素细化为69个可操作化的衡量指标,运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将各指标区分为4个状态变量、4个速率变量、61个辅助变量以及3个常量。在前文构建的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要素因果反馈关系框架指导下,结合各变量间的动态逻辑关系、传导机制及反馈原理,构建并绘制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存量流量图。如图3所示,海洋旅游业增加值与接待人次是系统模型的主要状态变量,前者涉及39个反馈循环,后者则涉及30个反馈循环。这些反馈回路揭示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复杂动态机制。

  4)主要变量与数据来源。综合考虑数据代表性、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构建的系统模型包含69个变量,包括4个水平变量、61个辅助变量和4个速率变量。研究获取多源数据作为系统仿线)。其中,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11—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国海平面公报》、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以及《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地理信息空间数据为我国11个沿海省区市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POI)和海洋高程数据,其中,海洋高程数据来自美国地球物理数据中心()网站。互联网搜索大数据来自百度指数,规划政策资料指11个沿海省区市海洋经济、海岛、水上运动产业、休闲渔业、邮轮产业、海洋旅游等规划或政策,如《“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文件,主要来自研究区各级职能部门及其官方网站。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鉴于部分指标的官方统计数据尚不完善,本文通过各省市《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公布的部分年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数据,以海洋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年旅游总收入比重作为折算系数,采用近似估算与趋势外推的方式构建2011—2022年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海洋旅游接待人次变量。其余统计年鉴中存在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充。

  本研究采用多元参数估计策略确保模型准确性,主要涵盖基于数据驱动的参数拟合、基于理论驱动的函数构建、基于专家驱动的权重确定3种途径(表3)。一是基于历史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乘幂回归等方法,建立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对主要变量进行拟合。回归系数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确保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和预测能力。二是对海洋旅游中某些变量的客观数据难以直接观测或者难以用数学关系进行线性表达的情况,本文在明确各变量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运用能够映射变量关系的vensim函数对主要变量的发展变化进行模拟,建立涵盖多个动态反馈机制的数理方程。三是对海洋旅游中缺乏历史数据的关键参数,本文采用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法确定方程的权重系数。本研究邀请了来自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旅游经济、地理科学等领域的8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咨询小组,于2024年1月对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影响程度进行评分,以此得到DEMATEL综合影响矩阵作为模型中方程的权重系数。限于文章篇幅,代表性方程式如表3所示,其为进一步仿真与分析提供了数理支持。

  3 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仿线 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仿线)系统结构检验。本研究运用Vensim PLE软件中model check和unit check指令,对11个沿海省区市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进行运行检验和量纲一致性检验,在经过多次调试后,模型均通过检验。

  2)历史数据检验。选取海洋旅游业增加值、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真实数据为基准,测定模型模拟得到的数据与历史数据的拟合程度,由此判断模型模拟结果的可信度。图4a结果表明,仿真值与历史值的平均误差绝对值小于10%,趋于高度相关(

  0.90),表明各沿海省区市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对分析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变化趋势具有可行性。

  图4 系统模型拟合误差、敏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Fig. 4 Fitting error,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 of the system model3)敏感性分析。通过观察和评估系统参数取值变化对系统行为的影响程度,评估系统稳定性。如果模型中系统参数取值变化后所得到的模型行为曲线有较大变化,那么模型的参数是敏感的,反之则不敏感

  。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中的敏感性仿真功能,运用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MCS)将自然岸线保有率作为敏感性输入载体,分析其对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敏感性强弱。受篇幅限制,本文仅以福建省为例进行结果展示。如图4b所示,黄色、绿色、蓝色和灰色分别代表50%、75%、95%和100%的模拟结果在平面上的投影范围,当自然岸线保有率初始值变动幅度为±10%时,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走势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敏感性和参数敏感性,模型行为模式并未因为外生变量参数的微小变动出现异常变动,可用于模拟分析。

  4)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采用积分误差测试的方法验证模型结构的稳定性。以河北省海洋旅游业吸纳就业能力为例,分别选取仿真步长step time=1,step time=0.5,step time=0.25,step time=1.25,step time=1.5通过改变仿真步长观测各变量的变化趋势,进行模型稳定性检验,如图4c所示。随着仿真步长的变化,河北省海洋旅游业吸纳就业数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符合结构的稳定性检验标准,其他沿海省区市变量也通过了检验。

  3.2 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设定与情景模拟海洋旅游的发展高度依赖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性安排与政策性支撑。然而,由于纬度、水质条件和近海开发基础等因素的差异,各地海洋旅游的发展方向与实施重点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后结构主义对旅游系统关系性与建构性的认知,兼顾制度话语、物质实践与地方性互构的复杂关联性[38]

  ,针对不同地域海洋旅游发展情景,提出差异化的政策情景模式,以重塑海洋旅游高质量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逻辑与权力关系,有效应对区域差异带来的发展挑战。本文立足新时期海洋旅游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战略定位,结合各省区市《“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中公布的建设目标,从旅游全要素升级、生态环境治理、资源创新开发、社会效益兼容、产业多元融合等方面设定政策情景,并分别设定自然演进(基于统计期内的现状增长率)、中方案(各省区市规划目标的平均值)和高方案(各省区市规划目标的最大值)政策情景,以此模拟沿海省区市海洋旅游的弹性发展空间,进而对不同政策下仿真状态进行深入分析。

  1)海洋生态绿色发展模式强调依托生态保护红线、国土空间规划等制度构建管控框架,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与资源开发实践的协同,创新性地释放海洋旅游资源的生态红利,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具体情景调控因子为海洋旅游发明专利授权量、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等,表征科技创新对推动绿色发展的赋能作用。2)海洋资源创新开发模式强调通过系统挖掘景观价值与文化内涵,激活隐藏在海洋生物多样性、海岛地貌等海洋自然资源以及海洋历史遗迹、海洋民俗等海洋人文资源的深层资源要素,并以新型创新力与资源整合力将其转化为富有海洋特色的旅游产品与体验服务。情景调控因子包括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海洋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表征资源拓展与产业升级对推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3)社会效益兼容模式关注海洋旅游在稳定就业与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该模式鼓励沿海地区发展零售、住宿、餐饮等旅游业态,支持劳动者灵活就业和多渠道就业,促进社会稳定。情景调控因子包括旅游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高等旅游院校数等,反映出海洋旅游对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4)产业多元融合模式是通过“旅游+”范式延伸产业链,推动海洋旅游与文化、渔业、体育等融合发展,实现价值增值。主要情景调控因子包括旅游人均消费、省级海洋意识教育基地数量、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体现产业多元融合对提升海洋旅游的市场竞争力以及促进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增长的作用。5)全要素升级模式是统筹考虑上述所有情景因子,综合优化各项政策,推动海洋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情景指标见表4。

  1)海洋生态绿色发展模式下(图5),2025—2035年海洋旅游产业增加值、环境承载力及技术创新整体稳步增长,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1.2倍、1.5倍、1.3倍,该仿真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海洋旅游发明专利数量增多和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改善是推动海洋旅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这一发现补充了陈倩茹等

  [39]提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进一步验证了资本、技术与环境要素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海洋生态绿色发展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构成,不仅强调海洋环境的整治、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倡导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双向互构[40]。当前,该模式集中体现在江苏、广西、福建等地。例如,福建海洋旅游发展得益于丰富的海岛资源及创新的开发模式,其打造了具有竞争力的海洋旅游产业集群,尤其以平潭国际旅游岛为代表的生态型海岛,能够最大化生态型海岛资源的休闲价值,通过引入高端旅游项目、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江苏沿海则以自然保护区和生态湿地为主要特色;广西沿海的红树林、滨海湿地和珊瑚礁等生态景观稀缺性高,但也面临较高的环境承载力约束与治理成本。

  2)在资源创新开发模式下,海洋旅游市场潜力、消费规模及供给能力在2025—2035年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分别以3.9倍、1.7倍、1.4倍的平均增长幅度推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该仿真结果表明,引领资源开发向内涵式与创新性方向转变,能够打造差异化旅游消费业态,重构区域经济优势和市场需求,推动海洋旅游产业升级。这一结论深化了对资源约束严重的“弱”组织如何实现持续成长的认识,为资源受限地区的海洋旅游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资源创新开发模式立足海洋旅游产业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强调通过海洋资源的旅游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构建海洋旅游发展的竞争优势。当前,该模式主要集中在江苏、上海、广东等地。江苏沿海虽然主要由淤泥质海岸构成,且海域水体浑浊,滩涂面积大,游客亲海难度较高,但该地区依托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战略,通过承接周边省市游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上海和广东海洋旅游资源丰裕度并不高,但得益于其作为重要的入境旅游枢纽和旅游辐射中心,充分发挥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优越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国内市场和腹地经济等优势,突破了自然资源禀赋约束,推动了海洋旅游的创新发展。3)在社会效益兼容模式下,海洋旅游就业吸纳人数、可持续生计及产业增加值在2025—2035年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0.7倍、1.3倍、1.4倍。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海洋旅游地作为城市居民与旅游者相互交织、互动体验的共享空间,不仅是提供自然联结、亲水游憩、身心疗愈和品质舒适的休闲场域,也将成为增强社会参与和归属感多元价值承载的空间载体,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人地业交互关系研究[41]

  当前,该模式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辽宁、山东等地。山东、广东沿海分别吸纳了本省35%和70%的人口

  ,其强大的人口优势和产业基础为海洋旅游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蓄水池。例如沿海城市通过发展多样化的就业形态,如海滩救援、运动潜水教练、海洋生物饲养员、海边咖啡师、游船经营者和海岛民宿经营者等,为本地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生计方式。浙江借助海洋旅游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壮大了在线旅游服务平台,推动了海洋旅游与渔村电商、服务业电商及物流等跨界合作,营造了数字赋能、科技驱动、人才创业和创新创造的氛围,有效提升了就业吸纳能力。该模式注重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强调社区合作网络与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营造包容开放的营商环境、共创共享的合作氛围和互联互通的网络组织,激发社会资本的参与,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提升。4)在产业多元融合模式下,海洋旅游供给能力、增加值、环境承载力在2025—2035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1.2倍、1.3倍、0.8倍。该仿真结果表明,产业多元融合模式对提升海洋旅游的市场竞争力以及促进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该结果进一步指出以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作为着力点,是推动海洋旅游与相关产业链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产业多元融合模式是通过“旅游+”范式,强化传统海洋旅游产业的纵向联系及其与非旅游产业的横向关联,形成渔旅融合、港旅融合、体旅融合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当前,该模式主要集中在山东、福建、浙江、海南等地。例如山东凭借其雄厚的海洋渔业产业基础,截至2024年已建立67个国家级海洋牧场,占全国总数的40%②。山东海洋牧场建设推动了垂钓、赶海、渔家乐等休闲渔业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渔旅融合模式。浙江则是港旅融合典型适配性省份,尤其舟山群岛区域依托深水岸线和港口经济,发展邮轮经济,带动了专业化邮轮港口、邮轮旅游、邮轮船供、邮轮运营以及邮轮修造等新兴业态,实现了旅游对港口经济的高质量赋能。海南则以海洋体育融合为亮点,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资源条件,在海岸、沙滩、海面、海底等进行业态融合开发,发展了冲浪、潜水等海洋旅游新业态,并通过高尔夫、沙滩排球、环球帆船赛等赛事推动目的地品牌化建设。福建通过融合妈祖文化与沿海生态旅游,推动沿海、沿湖生态岸线与闽南乡村民俗文化发展,形成海洋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与提质升级的典范。

  5)在全要素升级模式下,海洋旅游的供给能力、产业增加值、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以及接待能力在2025—2035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0.6倍、1.2倍、1.3倍、0.8倍。这表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及创新旅游产品等方式,海洋旅游业能够实现更高的经济产出和附加值,推动海洋旅游发展提速、品质提升和市场扩容。

  全要素升级模式的目标是建设产业要素齐全、产业链条完备、旅游环境舒适、旅游休闲功能突出和公共服务发达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海洋旅游目的地。当前,该模式主要集中在海南、浙江、辽宁、山东、福建、河北等地。山东、辽宁、河北、海南等地作为传统海洋旅游目的地,凭借良好的发展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服务体系。然而,这些地区传统海洋旅游业面临季节性依赖性强、业态单一、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无法满足旅游消费市场的新变化。因此,推动海洋旅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成为破解发展瓶颈的关键。例如福建平潭、浙江长岛等作为新兴海洋旅游目的地,通过开发乡村特色游、生态廊道游、海上环岛游、全岛智慧游等差异化旅游新产品,丰富了海洋旅游的供给,提升了市场吸引力。4 结论与讨论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关系与反馈回路,并综合考虑不同政策情景对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模式和方向的影响,进行了仿真模拟与预测分析。研究有如下发现。1)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是多尺度嵌套、多层次链接、多要素耦合的复杂系统,由内源性经济要素、约束性环境要素、基底性资源要素和建构性社会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各子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共轭,任何一个子系统功能的缺失或失灵,都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的失衡和紊乱。2)该系统内部存在若干条正反馈循环回路和负反馈锁定回路,内源性经济要素层面主要包括海洋旅游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海洋旅游产品附加值锁定与突破、海洋旅游产业集聚与空间扩散3类反馈结构;约束性环境要素层面存在海洋旅游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反馈机制、旅游介入下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反馈结构;基底性资源要素层面主要体现为海洋旅游资源诅咒陷阱与破解、海洋旅游资源使用与非使用价值转化的反馈回路;建构性社会要素层面则表现为多主体共治的补偿性受益与社会资本的耦合共轭两种反馈回路。这些反馈机制反映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各要素之间复杂、动态且非线性的作用机制,进一步体现了系统的内在反馈性和自我调节特征。3)不同政策情景对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在不考虑任何政策影响的自然演进情景下,我国海洋旅游发展整体较为平缓,区域发展差距显著;在单一发展情景下,短期内能够促进沿海地区海洋旅游在生态绿色、资源创新开发、社会效益兼容、产业多元融合等维度的局部发展;而在全要素升级模式情景下,海洋旅游在产业与市场、就业与民生、开发与保护等方面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成为推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最佳策略路径。

  首先,本研究丰富了海洋情境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研究体系。已有研究多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两山”理念、生态文明理念,提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在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并诠释了其综合性内涵。然而,现有的基于陆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尚未有效应对海洋旅游发展的复杂性。海洋旅游的特点在于其发展不仅涉及海面、水下、海滩(涂)、海岛(礁)、海空等海洋空间,还离不开陆域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和相关海上交通网络、海上装备制造和海上无线通讯等底座支撑。因而,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陆海系统和空间资源的界限,立足陆海资源的互补性、陆海之间要素的流动性和陆海产业的联动性[42]

  。本研究从陆海统筹视角拓展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丰富了现有研究中对海洋旅游复杂性问题的理解,为海洋情境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补充。

  其次,本研究以后结构主义思想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消解为理论起点,强调海洋物质性、非人类能动性要素与组织间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剖析了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内部的复杂要素关系与反馈结构。研究揭示了海洋环境承载力、气候变化、制度管控等非人类主体要素重构旅游系统的能动性,验证了后结构主义关系本体、多元本体和过程哲学的新兴本体论在异质、动态和开放海域中的解释效力。研究不仅推动了后结构主义旅游系统本体论向海洋领域的拓展,也为理解海洋旅游复杂系统提供了创新性的分析框架。此外,本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模拟技术,通过调节系统参数并对比多种发展情景差异,探索出最优或次优的解决方案,为我国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模式与方向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全要素升级模式和产业多元融合模式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这两种模式适用于海洋旅游资源禀赋较为丰富的传统海洋旅游目的地,其目标在于通过产业链的纵向深化与多业态的横向融合,推动高质量海洋旅游产业集群的建设,培育高品质消费形态,提升产业运行的协调性,以及增强产业融合的高效性,以全方位提升海洋旅游的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附加值,推动海洋旅游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发展。海洋生态绿色发展模式则适用于生态保护区或自然资源密集分布的地区,强调提高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打造高品质临海亲海生态休闲旅游空间,目标在于通过资源利用、要素配置和技术创新,推动海洋旅游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对海洋禀赋较为薄弱、区域经济与市场条件实力相对雄厚的地区,社会效益兼容模式与海洋资源创新开发模式更为适用。这些模式侧重通过智能化的资源开发技术、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积累、更加灵活的政府监管方式和更加开放的社会成果共享机制,提高海洋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和效率,从而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同时推动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4.3 研究启示根据以上发现和讨论,本研究围绕新时期我国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坚持向海谋篇。以陆海统筹为导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明确影响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类型、功能与差异特色,科学制定海洋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推动海洋旅游全域谋划、全方位变革、全系统重塑。二是注重向海突破。科学统筹经济、环境、资源与社会要素间的反馈关系,加快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机制,推动海洋旅游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将海洋旅游开发强度控制在环境承载力范围内,探索旅游介入下人海和谐关系构建的新范式;创新传统海洋资源的旅游活化新路径,以开放包容破解海洋旅游的约束与阻碍,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主体协同机制。三是革新向海图强。立足差异化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因地制宜探索海洋旅游多元特色发展模式。对山东、辽宁、河北、浙江、海南等海洋水体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统筹海域、海岛、海湾、海岸等资源,发挥黄金海岸带比较优势,通过培育邮轮游艇、低空旅游、远洋探险、海洋牧场、休闲海钓、水上运动、康养旅居等新业态,建立腹地、滨海、近海、远海有机结合的高品质海洋旅游产品体系。对江苏、广西等自然保护区密集分布地区,应积极开展海域、海岸带和海岛的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整合沿海自然保护区、沙洲特殊景观区、滩涂农业、海上风电等资源并进行旅游化改造,打造高品质临海亲海的生态休闲空间。对天津、上海、广东等海洋自然类旅游资源禀赋较为薄弱但区域经济与市场条件实力相对雄厚的省份,其海洋旅游开发应依托所在区域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配套服务设施与区域地理品牌效应,推动海洋旅游的资源要素整合与重构,以实现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从理论分析、反馈回路、模型构建到情景仿真,尝试探索我国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结构与要素关系。尽管系统动力学为突破海洋旅游相关统计数据可获得性与可比性的限制,提供了定量建模的替代方案,其更多地关注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与结构,而非重点关注系统要素数值

  ,本文研究结果重在反映海洋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相较于省级行政区,滨海城市、滨海景区、海滩、渔村、海岛、海洋牧场等不同尺度的海洋旅游目的地,以及邮轮、游艇、休闲渔业、潜水、冲浪等不同海洋旅游业态,其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要素关系、反馈结构均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发展重点和方向也有较大的异质性。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聚焦小尺度、多类型的海洋旅游地实践,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法,开展典型案例分析和比较,以此拓展海洋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领域的研究内容。

  技术编辑 罗珺琛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封面图片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AI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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